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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罗生门或救赎

作者: 发布于:2019-09-17 04:28

麦家新作《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让我恍惚中看到《罗生门》叙事的影子。众所周知,罗生门不只是一个文学作品,其写作方式与表达在人生际遇上,尤其关系到个人荣辱的切身利益面前,人们会编织各种谎言伪饰自己,使真实变得模糊。《人生海海》中,为父亲洗刷“罪名”的爷爷、忠于上校不肯原谅爷爷的父亲、大忠若奸的老保长、狡猾的小瞎子、悔恨终身的林阿姨、疑似旁观最终“彻悟”的“我”等,同样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各自定位着做过国民党特工、军医,上过朝鲜战场,多重身份集于一身的一个人,给其以自己称谓:或上校或太监,折射着其在自己心里不同的形象。

从作者的写作口吻与自述上可以明确一点,重拾人天生的善良甚至慈悲,达成对“上校”类人物以及其背后附属信息——故乡的和解,这种和解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一种作家及其一类人心中更深层的不安呢?

不安似狱。走不出心灵之狱的我们,将永远流浪于上帝给我们设置的场景中,不得解脱。还不是上帝的设置,是我们自己的设置。作者只是将这种生活场景设置密集化、尖锐化,从而让我们生活中那些被时间淡化的丑陋与高尚,在压缩的时间与空间中放大并清晰化。从这个层面说,作者用罗生门的形式带读者巡游于现实的罗生门:人世与地狱之界门。

如果说《暗算》《风声》和《解密》是麦家小说中甲乙甚或丙丁多方的绞杀,解说的是一场场智慧的心理战的话,那么 《人生海海》给我们展示的是完全用明码编发呼叫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沉睡抑或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密码、暗语。上校身体上那串字符是解密的密钥,拍发的任何一场为了生存与尊严的“流言蜚语”,都是以“我”为见证并绑架着“我”去觉醒。

“上校”的人物原型是活在作者心里11岁那年看到的一个上过朝鲜战场的挑粪的老人。证明男人的东西没有了,这是麦家写作的动力源,能不能说这是对那个身为男人和以男人为代表的故乡的忏悔呢?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说明,男人之痛一样点燃了作者年少的心,成为童年一段伤。如果说儿童期是人一生的初始、人生的伊甸园的话,那么显然,这个失去男性体征的男人及与其相关的每一个不幸,同样以不幸的方式让作者流浪于伊甸园外。这个儿时的“非虚构”似乎成为植入作者心中的“黑暗之光”,以上校、老保长、爷爷、父亲、小瞎子、林阿姨等人为载体,勾勒出人性中那些不为人注意,却时时围绕于我们周围、缠缚于我们心灵中的不为文明所接纳,却必须为了生存而成为世俗化行为的阴影。

麦家说:“我想通过一个机会为自己的反省举行一个仪式。”我想把其中的“一”改成“各”,也成立。它说明作者的实时反省,这种反省以文字的形式、小说的模样站立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自赎。这种自赎体现着一种精神上的寻根性、思想上的敏锐性、情感上的细腻性、行为上的连续性与持续性。甚至在上帝面前都呈现着一种深度,一种后伊甸园生活中个人对群体的人性的反思。

这种反思在《暗算》《风声》《解密》《刀尖》中更多的是对立场景的产物,或者说具有其场景特定的局限性。直至《人生海海》,这种反思扩大到非对立的命运共同体的生存状态中,去揭示那些人们生存不易的根本原因:在人死亡之前,人有活着的权利。

活着需要勇气。《人生海海》里经常有一句“报纸上说”,我觉得这句就好像是佛经的启首语:“如是我闻”一样,在将近20次的出现中,都点中生活中那些死穴,至少是“我”的死穴,让“我”置之死地而后生。比如“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小说中这句是承接父亲的记忆与心理暗示的——上校出事后,他的心里全是鬼,并为“我”不惧鬼而人生第一次哭——让“我”看到的第一次哭。作为读者的我,想问,这种被记忆绑架了的愧疚,是否需要永远成为人一生的十字架,压在心灵的墓地上?这人生第一次被儿子看见的老泪纵横是一种自赎还是自我惩罚?

《人生海海》用上校——小说中最具智慧人物的话来终结一切:“一切都是命。”为什么?因为“你的眼睛看不到我的过去”。

这种归罪也许是一种被动且无奈的、与过往和解的方式,或许还有些许的自欺欺人与心理麻醉,但对世界更深层的认识与认知,是所有人心里不安的集合。上校也不例外,与小说中其他人物并列构成了现实生活中我们存在不安的原因的切片。告诉我们命是自己的,也是别人塑造的。荣格说:“在人类文明萌芽的最初阶段,人类无意识中就潜藏了圣人或是救世主的意象原型。”这样说来,我们同样是平行层面上别人过往里的一个“现实上帝”。遗憾的是这种无意识型上帝思维充满了人类原始本能的愚蠢、非理性与非善。那些为救赎而存在的因曾经是我们不断重复的罪,并无限遥远地贴近我们人类原罪或翻版,在挤压、屈服与挣扎间寻求命的最终解决方式与解释权。

麦家说:“一个作家,他的写作是怎么也逃离不了童年和故乡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故乡也许只是户口本上的一栏而已;对一部分人来讲,故乡可能既是生我之地也是伤我之所。所以对于可以用文字表达的作家来说,“和故乡的一次和解”也许更多意味着一种自我救赎,抑或以文字的形式让自己解脱。故乡不会因为我们失去而失去,却会因为我们存在而存在。

木叶说:“所有的创作都是对世界广义的批评。”也许麦家的这部救赎之作也是对自我和世界的审视和警示,也让我们找到文学与道德说教的临界点。文学是否能够与一种道德行为关联起来,要看读者的价值取向如何,不完全取决于作者的初衷。这也是书之命。但作为一种存在,我们无疑又经历了一次别人的苦难,多活了一次。活的过程中,也许我们会死去一部分,也会重生一部分,在我们第二次去打开那本书的时候。

《中国教育报》2019年09月16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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